例如，中共中央的不少权威性文献把人民民主专政称为国体，还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政体，但是，这两个名词都是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没有的。
在那些发达国家的法庭里，除非特殊情况，证人仅仅提供书面证言而拒绝出庭质证是不准许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刑讯逼供、未经授权的搜查和钓鱼执法等，都曾经是廉价的非正义的取得证据的方式。
写检查的时候，写揭发材料的时候，当然还有写法庭证词的时候。我当初怎么就没有看出你来。对这些权利的褫夺只能是一个慎而又慎的过程。近年来发生的若干案件里（比如连续两季的重庆李庄案），各类媒体又开始将把这个问题摆在高端决策的台面上。所以，在法庭上，我们必须要让证人出庭质证，看到他们诚实或虚假的表情和神色。
但是，在这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尽快启动新的司法改革，已经势不可待，迫在眉睫。我们注意到，中国刑诉法中，证人出庭率低一直是个老大难现象。其次是形成国内产业资本市场的意义。
今天我们讨论法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这种民意不能等同于一时一地的舆论。我觉得现在对稳定的理解有偏差，强调到压倒一切的程度，这就很容易走火入魔，容不得个人有一点权利主张，连上访都被当成不稳定因素，这样压制的结果，反而会造成类似高压锅爆炸那样的更大不稳定。因此，当年的法治概念也是与关于人的异化、人道主义以及人格权保障等结合在一起的。
从理论上说，《侵权责任法》的公布有可能导致民事诉讼的增加，但哪些类型的案件增加、增加到什么程度，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国家政策很有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过程本身实际上就是社会与国家逐渐分离的过程，社会在不断发展和成熟。
现代法治必须通过维护个人权利而维护社会稳定司 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是宪法上的用语，但实际上可以从很多侧面来进行展开研究，关键是今后思路如何定位。司 会：谢谢!作为学术杂志，我们就应该致力于说真话、做实事，以不辜负大家的期待。所以可见，国家的职能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职能，没有国家的时候也存在着社会的职能。但是当一个社会又重新分化出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时候，如何协调这些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公正和谐，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更关心的是在法律制度将在多大程度上把私人从旧结构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以及采取什么方式重新建立一个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这是尤根·哈贝马斯提出来的重要命题。从凯恩斯主义发展到现在，你说哪个国家没有国家控制而完全自由，肯定没有的!所以当初我看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回忆录，其中小洛克菲勒回忆中就写道，到现在美国仍然有很多人骂他的祖父是吸血鬼、杀人魔王，但不要忘记那时候根本没有市场秩序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司法程序构成自下而上的变革的杠杆，司法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宅基地能不能私有和买卖的讨论，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
政府限制社会团体的发展，也就会削弱社会自治的力量。在当前中国的形势下，我觉得还是自上而下为主。
有些地方出现倒退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自信，二是缺乏手段。改革开放期间的法治建设对社会的这一变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江 平：我觉得，60年也好，30年也好，从研究私权的角度看，总的一条线索是个人权利从被压抑到崛起的历史过程。
这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目标，可能是更长远的目标，那就是土地私有化问题。所谓大社会、小政府，也就是要给社会更多的自治权限。当然，党的领导作用并不是指党连个别的案件和问题都要管，不是指在具体工作领域中的党政不分的情形。比如说广州的孙志刚案件，三个博士生向中央呼吁进行违宪审查。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改革最主要的突破口，之所以被拒绝或者延缓，就是一个理由，即稳定的要求。所谓缺乏手段，是社会治理方法过于简单陈旧。
在西方的政治学和法律学理论中，有一个预设前提，这就是国家与社会相对抗的图式。市场化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作为媒介的NGO司 会：从江老师刚才的阐述和季老师的补充，可以看到在1999年修宪过程中加入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款，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是与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化以及引起的社会变化应该是相关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心应该在社会司 会：再回到宪法的条文来看，宪法中所用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就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局。
这个再解放过程也就是社会重构，目前还在继续进行。这就是侵权责任法有可能形成的机制。
其次，从更深层次来看，那就是党的领导了。第二个要素就是民营经济。从整个法治国家的框架来看，这些基本法律的颁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这个社会今后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江 平：我觉得《物权法》对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大大地扩大了人们对私人财产权的愿望，从而也就激发了人们的权利诉求，从财产权利到其他自由的权利，都要求国家提供制度化保障。市民社会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民营经济作为依托，也就叫做经济的多元化，不能只有一种所有制经济，而必须是多元的。
从这一点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国家没有将责任推给社会，这对保障老百姓的权利是有利的。然而如果所有人都采取短期行为方式，得过且过，把棘手的问题往后推延，推到最后，本来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也变得不能解决了，盖然的风险就会演化成现实的危机。
用卢梭的话来说，在承认的基础上实现对国家的自发服从。简单地说，国家要求公民守法，公民要求国家自己也守法，这就是对法治的不同理解，这样两个方面合起来，才成为现代法治的完整内涵。
关于这个问题，我先从经济学界来说，前些年有四位经济学家获得了一个很高的经济学奖，是由香港方面提供的。实际上，这个变化是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就突显出来了。
把这样的分节社会统合在一起的，是基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共识，是科举官僚机构，是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物权法》关于征收和补偿的规定已经推倒了地政改革的第一张骨牌，随后的多米诺效应势必导致税收和财政制度的重新调整。在这样的格局下，要么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多问题没有人管，要么政府把一切都管起来，弄得吃力不讨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韦伯是把形式合理性作为评价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的。
所谓缺乏自信，是对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神经过敏，把维护稳定的方针强调过了头。在关于法治的共识破裂之后，下一步将会怎么演化，能不能形成新的共识，究竟是政法派压倒自由派，还是自由派的理念最后取得胜利，或者走第三条道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比如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这就是纠纷模型，现在则强调共识。还有一点意义就是江老师提到的引发地政变化，促进围绕土地权益的社会博弈。
如果律师的作用受到限制，《侵权责任法》就很容易变成一具空文，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国家与社会的非对抗式关系以及自治机制司 会：江老师所说的私权崛起、季老师所说的社会重构，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考察，就是很多私人利益不断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和保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些私人利益的相互调整应该反映到国家决策过程中去，并且以民意及其法律表现形式来制约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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